古琴养生观与乐医同构思维 [1]

刘楚华

      先秦哲学从古代鬼神观念及意志天的崇仰, 渐渐转化发展出一系列自然哲学的概念, 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所接受认同, 并各取所需加以提炼, 建构成各家的哲理系统。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先秦哲学不同学派所共享的理论方法, 普遍弥漫于自然现象及社会人事的理论中, 它们长期为中国哲学、科学、社会乃至文化艺术的基本范畴, 在潜移默化之间, 渗透到医学科学、音乐美学之中。 乐医是我国两种早熟的文明, 几乎同步形成, 其思维亦型构相同, 其中共享的概念不止为后世医家与乐家所继承, 实践层面上亦不断应用, 长远影响民族的体格与气质。下文就道、气、自然、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概念考察乐、医二种理论的亲缘关系, 及其融合成就别具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

先秦哲理中深刻影响医理的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 天人同构(相应、相参)特色的整体思维, 主导中医方法取向。春秋之后「天道远、人道迩」观念普及, 人们进一步远离命定论意味的意志天, 认取自然规律为主的天道。老庄天人合一, 主张顺应。荀子主天人有分, 但不主张道家式的因任自然, 提倡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 一人之身, 此之谓大同」思想界的进步的自然观念, 促进晚周医学理论的发展。人体犹大自然中之小宇宙, 天地四时运作与人生命变化相应, 故当以适应自然秩序及创造合适条件为生存原则。作为研究人体健康的生命科学, 医家认为人乃自然之一环, 大自然既为一整体, 人体之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等亦是有机运作的整体。

    其二, 气、阴阳、五行等自然概念范畴, 组成医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气为古代哲学中表示物质存基本观念, 由最早指气象之气, 发展与生命联系, 指人生命的本质。 《管子.枢言》:「有气则生, 无气则死, 生者以其气」。 《庄子.知北游》谓:「人之生, 气之聚也, 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 人禀气而生、 气之异变出现疾病、气散则死, 此气化原理的生命解释, 到战国已普遍为人所接纳。气之分阴阳, 二者对立互动形成万象, 老庄易传于此多有说明。阴阳理论至晚周大行, 邹衍以善谈变化消息著称, 将阴阳与由「五行相胜」观念为基础推出「五德终始」, 综合杂说而成一套解说政治历史的理论, 后为汉儒所吸纳, 筑构成董仲舒的宇宙观, 亦为我国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要架构。

就在先秦哲理思想指导和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下, 《黄帝内经》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 主要继承春秋战国共享自然概念, 如《素问》: 「夫四时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 除了系统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断证、治疗等问题之外, 养生预防方面累积丰富经验, 也系统地整理成理论, 首要重视「未病先防」原则, 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预防方法主要在加强体质水平, 正气充盛, 邪气不侵, 正气内虚, 阴阳不调, 则邪气作用造成病变。内经说养生, 注意起居饮食有常、劳逸有节, 明显吸收了道家中清虚无欲的精神修养理论, 注重心理健康, 认为调摄精神, 情志不失, 正气充盛, 可避免生理出现病变。

《素问.上古天真论》: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 皆谓之虚邪贼风, 避之有时, 恬惔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素问. 生气通天论》:

「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

    《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 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 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

    又《平人气象论》 (中和)「平人者不病也」。 天地之「和」, 指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 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庄子亦谓 「阴阳和静, 鬼神不扰, 四时得节, 万物不伤, 羣生不夭」。 天人同应, 医学中所说身心内外「平」「和」的健康标准, 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 故由老庄至内经, 所谓恬淡虚无、调摄精神的主张, 都是效天地, 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天道规律覆盖人道领域, 自然法则通于治道、医理与文艺。 所以在天人同构的思维指导下, 先秦君主之治天下、医家之治病养生, 对情欲分配节导等问题的理解与管理原则也是不约而同的。《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得道者, 生以寿长, 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人之与天地也同, 万物之形虽异, 其情一体也, 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 必法天地也」

    《左传》记医和为晋侯诊疾时发表如下理论

      「先王之乐, 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天有六气, 降生五味, 发为五色,征为五声, 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 过则为菑…」〈左传〉昭公元年。

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指标, 内守精神使冲淡, 外节声色滋味使情欲不过, 先秦以前已积累相当丰富经验。如《吕氏春秋》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 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圣人察阴阳之宜, 辨万物之利, 以便生, 故精神安乎形, 而年寿得长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故凡养生, 莫若知本, 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所谓贵生知本, 不外依自然规律养和守神, 合度地管理情志和欲望, 可享天年。

        先秦音乐理论的结构机理与医理相同。周代以礼乐治天下, 礼以别异, 乐以和同, 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 西周盛世, 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 东周礼崩乐坏, 诸子对乐的价值有所质疑, 墨道为甚。 唯儒家积极为礼乐理论作补充整理, 至晚周高度成熟。 如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见, 其理论结构与同时代的天人相应同调。 于人道层面, 乐既通于治道, 亦与医家治身思维原则一致, 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荀子.乐论》:

「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 乐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 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自此荀子为儒家以诗乐观风俗、成教化的文艺功能论定下基调, 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文艺正统的方向。 音乐, 作为情志的产物, 是欲望需求的一种, 故人不能无乐。音乐与快乐同训, 在解义上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 是正面的。 这种音乐的取态固然利于推动音乐社会的功能, 对于肯定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更为积极。 《乐记》: 「大乐,与天地同和」

「是故清明象天, 广大象地, 终始象四时, 周还象风雨, 五色成文而不乱, 八风从律而不奸, 百度得数而有常,  大小相成,终始相生, 倡和清浊, 迭相为经, 故乐行而伦清,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治国者根据人的天性推广音乐, 既满足百姓感情需要, 又完成对人民的教化, 引导风俗向正常发展, 此伦理上的功能。 「和」, 作为音乐重要的审美特质, 它与天地一样和协, 又能调畅人的情志, 使「血气和平」, 正合医家调摄精神、使「内外和谐, 邪不能害」养生的原理, 此医学上功能。 《史记.乐书》更加附合五行理论, 谓五音之作动调协, 使五脏和正:

「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 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故宫动脾而和正圣, 商动而和正义, 角动肝而和正仁, 征动心而和正礼, 羽动肾而和正智」

     总之, 「乐和」的观念与天地人伦的理论是一体同构的。

    大抵汉以前的乐论, 都继承先秦儒家的观点, 重视音乐的教育和管理, 以发挥它政治、教化、娱乐等社会方面的功能, 至于个人健康方面则渗浸儒道、综合杂说, 就修身养和原则发挥它养生功能。魏晋以后, 情况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先是社会巨变, 文人面临沉重政治压力, 保存性命、追求个性的意识特强; 儒经不再主导思潮, 庄老易学登场, 道家尊重个体价值的自然观, 促使六朝走向文艺自觉, 加上医学的长足发达, 养生延年的意识已高涨到历史的新水平。 这时音乐和医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一步有所融合, 文士有意识地将音乐与养生联系, 并且融注到生活之中, 成为他们个性生命中重要部份。 其中古琴尤为文士所钟爱, 魏晋嵇康父子、阮籍、阮瑀、阮咸父子均善鼓琴。魏晋以后, 古琴除了保留儒家特色的修德教化功能论之外, 渲导郁结、愉悦情志、自我调适的心理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值得我们注意是这些士人的认识, 并不停留在传统医学文化理论层面, 而是在生命上有真实体会, 古琴养生因而在实践层面得到大量开发。

    古琴「中正和平」「清微淡远」的审美趣味, 特得文人喜爱, 传承三千年未曾间断, 历代文士、琴人留下的诗文纪实, 纪录了珍贵的音乐治疗经验。《吕氏春秋.适音》:

「…昔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昔陶唐氏之始, 阴多滞伏而湛积,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 筋骨瑟缩不达, 故作为舞以倡导之」

以上可能是最古老的音乐治疗纪录。 魏晋以后文人留下的纪录远较此为详尽, 都为真实例案。 孙登以琴遁隐, 阮籍借琴酒以忘世, 嵇康临刑, 顾日影奏广陵散, 连不精于音乐的陶渊明, 亦经常在诗作之中提及琴, 谓「乐琴书以消忧」、「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可见魏晋以后, 琴除了音乐艺术上本身的价值外, 医疗价值得大开发。 消极地说, 它是失意士人安慰精神、治疗创痛, 发挥了它的精神治疗功能。 积极方面, 养生效能亦大受推广。嵇康〈答难养生论〉

「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 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2]

       又嵇康〈养生论〉集中发挥老庄清虚无为养生观, 琴音有宁神静心作用: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绥以五弦, 无为自得, 体妙心玄, 忘欢而后乐足, 遗生而后身存」

内无情欲之惑, 外有声音之助, 不论从理念或从经验上说, 琴音淡泊之有益于养生, 乃是儒道与医家的共同认识。文士之外, 又有服食导引之士、唐宋之后的僧家,陆逐加入琴人行列, 古琴又被引用到与仙家吐纳、佛家默坐静修之中, 古琴成为各家共许的修身手段, 养生的功能受到普遍肯定。    

以下是唐宋两则治疗例案。

白居易好音律, 作了大量咏琴诗, 晚年得风疾, 惟爱听琴音。

「本性好丝桐, 尘机闻已空; 一声来耳里, 万事离心中。 清畅堪消疾, 恬和好养蒙; 尤宜听三乐, 安慰白头翁。」 〈好听琴〉

「一弹一唱再三叹, 曲淡节稀声不多; 融融泄泄召元气, 听之不觉心平和。」〈五弦弹〉

宋欧阳修, 晚年自号六一居士, 其中之一是琴。在〈送杨置序〉谈到他年青时不得意, 幽忧不平, 患上情绪病, 后来学弹琴, 用音乐抚平心绪:

「予尝有幽忧之疾, 退而闲居, 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 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 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 则疾之忘也, 宜哉。 夫琴之为技小矣, 及其至也…听之以耳, 应之以手, 取其和者, 道其堙郁, 写其懮思, 则感人之际, 亦有至者焉。…予友杨君…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 居异宜之俗, 其能郁郁以久乎, 然欲其心以养其疾, 于琴亦将有得焉, 故多作琴说以赠其行,…」(一作送杨二赴剑序)《欧阳文忠集》

     爱好古琴的人, 病中听琴, 固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然医家注意治于未病, 所以古琴摄生练神养气的防病养生作用, 比较治病功能更为基本。 长期以来, 古琴著述中常指出古琴能养生的事实, 间中出现少数仙家惯见的神化想象, 一般来说, 并没有过度夸大, 而是更多从整体角度讨论问题。举例说, 古琴固然有帮助治疗之功而不是万应灵方, 任何人对于艺术接受的程度和利用它调心养生的功效, 不是单一的现象, 而是要诸方面条件, 包括社会心理、文化环境、教育素质与个人音乐修养等相互配合。其实〈乐记〉早已相当全面触及这些问题:「是故不知声者, 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 此义近于庄子所谓「聋者无以语乎钟鼓之声」, 而论述较周圆。 所有艺术必要经过熏陶, 对于全无音乐兴趣的人, 古琴不可能是实时的特效药, 除非官能有缺陷, 音乐的感受可以培养, 浸淫日久, 自有调节身心的功效。

古代自然结构理论的生命力极强, 延展数千年不败。 古琴与医家二种门类, 不但结构内在相互关连, 且具有极久远的继承性。我们看七十年前胡滋甫发表的〈琴心说〉一文谓:

「闻宫音则意凝, 意凝则脾静, 脾静无思。闻商则魄静, 魄静则肺宁, 肺宁无言。闻角音则魂藏, 魂藏肝平, 肝平无逐。闻征音则神清, 神清则心安, 心安无观。闻羽音则精涵, 精涵则肾澄, 肾澄无忧。」[3]

黄濂的〈舍不舍斋琴说〉则谓:

「窦公…邱公明…皆琴人长寿之证也。其理之深奥如史记所言, 不足以知之矣, 其显而易见者, 即琴能消忧, 次则弹琴必调气, 气调则呼吸均平而导引之始也。」[4]

    其它近代琴学载录, 或述鼓琴操弄时两手按泛指法与血脉经络流通原理, 弹奏时节拍缓急与呼吸调节与养生的关系等。总之, 古琴养生理论中, 五行、五音、五脏的结构排列、相生相克的循环原理, 思维方法完全参照古人理论, 引伸、联系、重复变调常有之, 全面拆卸旧有、重新筑构理论则无,  传统琴论更多正视事实, 着眼于总结弹琴的具体经验, 或就琴人「平和」「闲逸」的生命情态作整体的观察。 如清代《五知斋琴谱》

      「琴之为器…..其声正, 其气和, 其形小,其义大, 如得其旨趣, 则能感物。志躁者, 感之以静, 志静者, 感之以和。 和平其心, 忧乐不能入, 任之以天真, 明其真, 而返照动寂, 则生死不能累」

     琴书中类此典型的综合陈述屡见, 大致强调心志对身体的主导作用, 养心守神可保元气以调控身体、维持平衡, 重视身心整体的有机变化, 少就局部问题作技术性的验证, 甚至对经验现象的表述方式, 长期以来似无重大进展。

      古代天人相应观念和阴阳五行的文化符号, 强有力地长期支配我们医学与音乐发展, 历史的限制是理论发展的困难吗? 如果这真是困惑所在, 则理当属于整个传统思维方法层面的问题。 然而, 这套朴素的理论, 在漫长的历史中维持了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健康, 促进古代文化的繁荣, 假设今后传统文化不走向彻底崩溃的话, 传统艺术得到保护, 在适合的文化生态与教育条件配合之下, 民族过去的智慧和经验, 将来可望行之久远。

近二十年西方音乐治疗已发展迅速, 在特殊教育与辅助治疗上的应用也走向专业化, 这是在音乐、医学、心理学、教育与社会人类学, 不同专业协作之下的成果。[5] 大量实验证明音乐引起人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应, 所谓治疗不外是通过音乐使病人进行自我调节。其中偏向低音频的音乐可以缓和紧张松弛神经, 中速的节奏与人的呼吸心跳同速, 有助稳定心血流量, 柔和音色与协谐的旋律令人舒心畅意等。有趣的是, 此类观察和经验,  古琴早已做到了。其情况就和许多我国医学先进的发明一样, 事实是明白的, 理论是朴素的。 重功能实际, 不喜抽象辩解是中国民族特性。

古琴和平中正的审美观, 作为中国民族美学理论的典型, 它与我国医学共创具文化优势的养生预防学, 示现鲜明的民族思维特性, 此中蕴含着民族深层心理、文化遗传基因, 其中精深奥妙, 值我们更进一步的探索, 应作相应程度的挖掘。 五四以来全民急切追求现代化科学化, 所谓现代化每简单等同于西化, 或者盘回于中体西用的议题上。 百年向西, 自我否定和传统破坏已经造成, 更大困难可能在我们还未真正透彻理解传统思维的玄奥。新世纪后现代的今日, 我国不同门类的传统学科中, 仍有不少人继续谈变革, 包括传统音乐的「改良」、「现代化」、中医理论的「科学化」问题, 简单化地认定这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出路, 如此坚持百年的思维惯性, 陷在另一种方法论的困局, 危亦大矣。就音乐与养生课题而言, 切实认识传统本质, 不妨借用西方研究手段, 重新检证传统的经验, 不局限于只过去文献层面的工作, 也要避免抽离现实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架构, 而是回到文化本位, 内视古代思维方式, 尝试用新的语言表述文化符号, 深入解读文化基因, 勘探文化生命力的根源, 使变成新的文化强势, 当是最迫切的工作。